Nature Neuroscience：确认偏见的神经机制

“忠言逆耳，顺言利耳”，前半句古老的谚语极具哲理性的表明了人类自古以来想要听好话的心理特点。因此，不才在这里加上后半句“顺言利耳”，这整句话表现出人类的“确认偏见”，即人类倾向于忽视那些会破化他们的选择和判断的信息，而对那些支持他判断的信息采取充分的利用。这种确认偏见对从政治到科学和教育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影响。

然后人们对这一信念形成的基本特征背后的机制却知之甚少。因此，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者们研究了确认偏误的神经机制。具体地说，他们提供的证据表明，我们没有利用他人反对意见的力量来改变人们对判断的信心，但当意见是确定的时候，我们却充分利用了这些信息。这种确认偏见与当观点不一致时，后内侧前额叶皮层对他人观点强度的神经敏感性降低有关。他们的结果表明，现有的判断改变了信息强度的神经表征，使得个体在面对分歧时不太可能改变观点。该研究发表在Nature Neuroscience上。 

研究背景：

当我们看到别人满怀信心地对我们做出判断时，我们受到他影响的可能会更大。例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名目击证人确信吉姆刺伤了乔治，那么陪审团就会把这样的证词当作吉姆有罪的有力证据，而且比起目击证人说他不确定看到的是吉姆（即目击证人对自己的判断不够自信），陪审团更有可能判吉姆有罪。如果医生对她的诊断有信心，病人就更有可能采用推荐的治疗方法。然而，在许多例子中，另一个观点的力量与其施加的影响是相分离的。例如，在过去的十年中，气候科学家对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更有信心。然而，在同一时期内，相信这一观点的人口比例却下降了。虽然这种特定的趋势有复杂的、多层次的原因，但这样的例子可能与利用其他观点的力量来确认自己的判断时是存在确认偏见的有关。

人类倾向于对与过去判断相矛盾的信息打折扣，这种现象被称为确认偏误。然而，人们对新信息强度的敏感性是否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否证实或否定了先前的判断，这一点尚不清楚。换句话说，当一个观点是不确定的时候，它是否比确定的时候更重要?如果陪审员认为吉姆是无辜的，那么公诉人呈现的是一个自信的证人，而不是一个不那么自信的证人，是否对陪审员产生不同的影响呢？

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的心理学理论表明，人们会自动地拒绝与自己先前信念不相符的信息，只有在为他人的决定辩护时才会随之进行推理。最近的计算模型也给出了类似的预测。具体地说，对某一观点做出承诺，例如，通过投票，可能会导致对后续不确定证据的神经敏感性降低。如果与确认证据相比，确实降低了对不确定证据的敏感度，那么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证据的强度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影响也就更小。

然而，人们也可能从理论上得出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不确定的证据可能会经过更仔细的审查，也许是出于意外。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需要更多的注意力来拒绝接收到的信息。在这一理论下，人们可能比确认证据更敏感于不确认证据的强度，这可能会使不真实或不相关的证据合理化。

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类模型表明，无论信息是证实还是否定一个人的信念，信息处理的方式都是相似的，但前者在做出后续判断时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重。例如，覆盖模型表明，人们当前的信念不会干扰信息的初始处理，而是在随后表达判断时施加影响。这些理论可以预测对证据强度的敏感度是相等的，不管它是证实还是否定。

作者假设，如果对他人观点的强度存在确认或否定的敏感性差异，那么在后内侧前额叶皮层(pMFC)的神经活动标记中可能会观察到这种差异。该区域可能和包括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补充运动区在内的前扣带皮层具有很强的关联，前扣带皮层被认为与误差监测有关，尤其是在前扣带皮层活动之后进行加工调整时。并且，pMFC已经被证明可以跟踪决策后信息，并可能在人们应该放弃之前选择的选项时发出信号。有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该区域的受损个体可能表现出认知障碍。

为了测试人们是否会在使用别人的矛盾意见来对之前的判断有影响时产生不同的信号强度,作者结合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行为的任务进行了探究,投资者被要求根据别人的意见重新评估过去的决定。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的设计相当巧妙。作者寻找了42名被试，让他们成对的参与完成了一项包括两个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两个人一个组合。在第一阶段，如图1所示，这两个被试被单独分开，然后被出示房地产的照片和价格。他们要判断图片上所显示的房屋的价格是高于实际房屋的销售价格还是低于实际销售价格。在做出判断后，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下注，下注的金额在1美分到60美分之间。注意，在这里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判断，也不知道对方已经做出过判断。两个人都独立做完以后，才在核磁扫描时会面，并被告知他们将在接下来的核磁扫描中作为搭档共同完成一个投资任务（其实就是他们刚刚做的任务）。

然后，他们在两个被玻璃墙隔开的相邻的MRI扫描仪中开始做任务。在每个试验中，他们会看到和他们之前第一阶段做的任务相同的图片，就像图1下部分展示的流程一样。首先他们会看到自己在之前的判断和赌注，然后他们会看到和自己搭档进行的另一个人给出的判断和赌注，注意，这里被试会以为是自己的搭档实时给出的，但其实并不是，是作者们提前收集并设计好的。他们在看完搭档给出的答案后，会被要求进行最后的下注。

作者对投资意见进行了匹配（但两个被试都以为是对方随机给出的），在一半的试验中，搭档的判断与投资者（为了更好的区分角色，我们把需要投资的人称之为投资者，把给出意见的人称为合作者）的相同(即确认)，而在另一半试验中则不同(即不确认)。红色的轮廓表明了作者感兴趣的时间点的功能磁共振成像分析节点，即作者后续主要关注的就是被试在这一时间点上的反应。核磁扫描参数为常用参数。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被试其实都充当了对方的合作者，但都以为对方是合作者，而自己是正在进行实验的人即投资者，在这样的操作下，所有被试都完成了既是合作者又是投资者的角色扮演。被试在最后会拿走自己的投资所得，以此来让被试最大程度的投入实验中。

图1 试验任务

研究结果：

对他人意见做出反应时，重新评估过去判断准确性的确认偏差

作者首先检查了投资者的回答是否具有典型的确认偏误。根据确认偏误，作者发现确认性证据(即他们的合作者同意他们的观点)比不一致证据(他们的合作者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更能影响投资者对他们过去判断的评价(以赌注的变化来衡量)。

在实验中，当投资者得知他们的搭档同意他们的看法时，他们增加了赌注(Mchange = 7.94美分;显著大于0即单样本t,t(30) = 4.73, P < 0.001，双侧)，在试验中，当他们的搭档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时，他们减少了赌注(Mchange =3.57美分;显著大于0,t(30) = 2.67, P =0.004，双侧)。重要的是，当他们的同伴同意他们的赌注时，他们改变赌注的幅度明显大于伙伴不同意的时候(F(1,29) = 5.73;P = 0.008;η² = 0.19;图2a)。

对合作伙伴的准确性进行控制后(通过计算每个合作者在第一个试验中的准确率减去不同意试验中的准确率，并将这一指标作为协变量添加进来)并不会改变确认偏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的绝对赌注变化在同意试验上大于不同意试验(F(1,28)= 6.74, P = 0.015)，而合作者的赌注与投资者最终赌注的相关性在同意试验上大于不同意试验(F(1,29)= 11.17, P = 0.002)。由于控制了合作伙伴的判断正确率，所以这些分析表明，确认偏差与合作伙伴的准确性无关。也就是说，投资者产生的确认偏差不是某种加工策略导致的，而是天生喜欢被肯定。

同时，当合作者是正确的时候，同意比不同意的实验中投资者所下的赌注的绝对变化更大,当合作伙伴是正确的时，平均同意变化度为7.5;mean change disagree = 3.5;F (29) = 7.81;P = 0.009，图2b，不正确时平均同意变化度为 8.05;meanchange disagree = 0.5;F (29) = 23.5;P< 0.001，图2d。这进一步说明确认偏见的产生和合作者的观点正确率无关。作者还发现，当合作者同意(图2e)和不同意(图2f)两种条件中，在控制初始赌注的情况下，合作者的赌注和投资者的最终赌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图2 部分行为学比较结果，a为提供意见、不提供意见和没有意见时三种情况下的单因素方差分析。Bcdef分别见上文对应的解释

pMFC（后内侧前额叶皮层）中对反对意见降低的敏感性

行为结果表明，当合作者的判断与自己的判断一致时，投资者更有可能利用他人的观点。接下来，作者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的数据来研究，对他人观点强度的神经追踪是否取决于该观点是否与自己的判断一致或冲突。作者主要关注pMFC，它被证明可以跟踪决策后信息;特别是，要表明在新信息下，最初的决定可能不正确的程度。

在作者的范式中，投资者首先会看他们的合作者是否同意他们的判断，然后考虑是否采纳合作者给出的赌注。如果合作者同意投资者的判断，并下了最大的赌注，会出现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合作者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投资者同意但不下注，这是一个较弱的信号，表明投资者是正确的。因此，合作者的赌注与投资者的pMFC的活动之间应当存在负相关，因为合作者的赌注越高，判断错误的可能性就越低。

然而，如果一个投资者不同意合作者的判断，并下了最大的赌注，这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合作者是错误的。如果他们不同意，但不下注，这是一个较弱的信号，表明投资者是错误的。因此，合作者的赌注与投资者pMFC的活动应当呈正相关，因为合作者的赌注越高，判断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作者使用了SPM中的参数调节模型创建了同意试次和不同意试次在合作者给出的投资值高、中和低三种情况下时的GLM模型。

结果发现，在pMFC (FEW校正)区域发现了显著的交互效应，在cluster水平校正，voxelp <0.0001, cluster p<0.0001。cluster的大小为=156;激活区域为Broadmann第6区和第8区;峰值体素坐标为: 10,24,58，图3a。作者为每个条件提取了pMFC的平均β值，分析发现，当合作者同意时，投资者的赌注与pMFC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 = −0.08, P < 0.001)），但在合作者不同意时，投资者的赌注与pMFC的活动无关（图3b）。这表明，当一个观点是支持投资者的时候，pMFC会追踪另一个观点的强度出现更强的激活，而当另一个观点是反对投资者的时候，pMFC的激活就会相对降低。

研究者发现，在pMFC中没有发现对投资者自己最初的信心相关的激活（图3c）。作者还发现，前扣带皮层(pgACC，图3e)同样在模型比较的全脑分析中表现出了显著激活。这种效果是由于当投资者同意合作者的意见时，投资者下注会被反向跟踪（即负相关，β = −0.07, P =0.001），当不同意时，投资者的下注则正相关（β = 0.06, P = 0.01，图3f）。

当达成一致意见时，pMFC选择性地利用他人的意见来调节自己的意见

一个接下来要关注的问题是，pMFC（后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或pgACC（前扣带皮层）活动在投资者重新评估自己的下注金额时，是否介导了对合作者给出的信息的使用。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中介模型来检验这一假设。

作者将合作者给出的赌注作为中介模型的自变量，将投资者最后给出的赌注作为中介模型的因变量，检测了pMFC和pgACC在投资者同意和不同意合作者意见两种情况下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图3d)，pMFC激活强度作为中介，显示出一个显著的调节作用。特别是，pMFC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合作者的赌注和投资者对同意试验的最终赌注之间的关系。但在不同意时却不显著。其他的模型均未发现显著的调节作用。     

综上，核磁结果表明，对同意意见的利用是由pMFC调节的，而不是由pgACC调节的，pMFC在同意时比不同意时更密切地关注了合作者的意见。

图3 核磁激活结果各项分析

总结：

对有分歧的信息采取忽视，而对意见相同的意见采取进一步加强自己信念的行为倾向对个人和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会产生两极分化，并促进错误信念的维持。作者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描述了确认偏误的神经机制。在数据分析方面，作者使用了参数调节模型建立了一阶的一般线性模型来表明不同条件下合作者下注在不同程度的影响能力。在具体机制分析时，中介模型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实验结果。分析方法衔接相当紧密。

研究结果表明，当别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减少了利用他人意见来改变自身判断的力量。这种机制可能是由于在pMFC中，当分歧观点出现时，其激活敏感度降低导致的。因为，作者发现pMFC的激活强度显著调节了投资者对支持观点的采纳程度，更多的进行了下注。这个研究也提示我们，在面对不同意见时，多一份倾听，少一些浮躁，不然可能就被同意的声音带上了坚持错误的道路。
太史公曰：

     古时候大臣对皇上死谏是没用的，因为皇上的mPFC对不同意见不敏感，而奸臣往往得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顺着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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